84個字、37小節(jié)、46秒。

這是一首歌的長度、內(nèi)容、力量。

1938年，豐子愷寫：“都會里自不必說，長沙的湖南婆婆，漢口的湖北車夫，都能唱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’”；

天津英文《京津泰晤士報》的記者伊斯雷爾·愛潑斯坦記載，從前線到大城市，從城市到最遠僻的鄉(xiāng)村，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唱這首歌。

整整90年前，37歲的田漢作詞、23歲的聶耳作曲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橫空出世。

今天，舉國同慶的日子，值得再次回顧那段風(fēng)云兒女的激蕩故事。
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（全山石、翁誕憲繪）

一

1931年2月9日，上海街頭。聶耳手持百元酬金，一半寄給云南老家的母親，另一半換了把小提琴和一些零件。

這一年，田漢伏案書寫的手稿堆疊如山。“是的，命運像是一塊壓在我們身上的石頭，就是得掀翻這塊石頭！”他借話劇《梅雨》中的阿巧，點燃希望的火種。

藝術(shù)家們的相遇，如同暗夜里的火光——

1935年，田漢因“宣傳赤化”被國民黨當局逮捕。他創(chuàng)作的劇本《鳳凰的再生》轉(zhuǎn)到夏衍手中，更名為《風(fēng)云兒女》。聶耳“搶”到了為主題歌譜曲的任務(wù)。胸膛里轟鳴的旋律交織成暴風(fēng)雨的前奏，他仿佛聽到了母親的呻吟、戰(zhàn)士的怒吼、民族的呼聲和祖國的召喚。
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由此誕生，迅速傳唱大江南北。

1935年，方志敏手撫鐐銬，在絕筆中托寄紅花的精魂，期盼花朵搖擺出的每個姿態(tài)都能化作“前進”的鼓點；1936年，鐵窗外劃過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旋律，“七君子”之一的沈鈞儒以囚詩迸濺血性：“雙眼望圜扉，苦笑喊‘前進’！……哀哉勿自餒，駝耳猶知奮！”

1936年寒冬，一封來自華北前線的求助信輾轉(zhuǎn)抵達上海。寫信的是一名山西青年，想要求購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歌譜。基督教青年會干事劉良模讀畢揮毫：“免費寄贈，讓這十支歌曲能在塞外流行開來，到處響徹起‘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’的吼聲！”

“大家都來唱！唱會教別人！”歌曲的傳播如萬千火種點燃華夏大地。“一二·九”運動的游行、盧溝橋的炮火、臺兒莊的斷壁殘垣……無不被這旋律淬煉成信仰的星火。

群眾集會上，各種著裝的人集聚在一起，動人心魄的曲調(diào)高懸于空中，如同高高矗立的風(fēng)帆；抗戰(zhàn)烽火中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揚起“我們?nèi)f眾一心”的團結(jié)大旗，唱著這首歌的人們，皆有守土抗戰(zhàn)之責任，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；“前進！進！”，有如穿云裂石的生命禮贊，告誡著中華兒女：民族不可散、文明不可斷。

二

1949年10月1日，毛澤東同志莊嚴宣告：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”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代國歌，響徹天安門上空，響徹中國大地，更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全世界。

選定國歌前，有人曾提議改動“最危險的時候”這句歌詞。但周恩來等同志堅持：“這樣才能鼓動情感！”

居安思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。這不是簡單的詞句堅守，而是對民族基因的深刻解讀。

事實上，從誕生那一天起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就突破國界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戰(zhàn)歌。

“法老如猶在，驚醒問誰歌”——埃及金字塔下，陶行知聽到歡迎他的留學(xué)生唱起這首歌時，提筆寫下這樣的詩句；

“民族的號手”任光，繼承聶耳遺志，首開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海外傳播的先河：在法國傳唱后，他奔赴東南亞，組建合唱團，不遺余力推廣這首歌；

東南亞的戰(zhàn)士，將歌詞中的“中華民族”，改為“馬來亞民族”，在密林深處傳唱著進軍的號角；

美國街頭，著名建筑學(xué)家梁思成聽到有男孩在吹著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口哨……

二戰(zhàn)期間，英美藝術(shù)界迫切希望了解中國的戰(zhàn)時作品。荷蘭導(dǎo)演尤里斯·伊文思為中國拍攝的抗戰(zhàn)紀錄片《四萬萬人民》、英美導(dǎo)演拍攝的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紀錄片《我們?yōu)楹味鴳?zhàn)：中國戰(zhàn)場》、美國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攝的影片《龍種》，不約而同地選用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背景音樂或片頭片尾曲，印證了“正義之聲無國界”。

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·羅伯遜非常喜愛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他給唱片取名“起來”，并經(jīng)常在國內(nèi)外演唱。宋慶齡為這張唱片作序，稱此曲已“成為一條聯(lián)系自由人民的紐帶”。

世人相信，那37個光影搖曳的小節(jié)里，永遠珍藏著下一個春天。

作者/時遂營

編輯/點蒼

來源：俠客島微信公眾號

責編：張榮耀、劉強